中国绘画知识（上）

中国绘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开始表现的仅是原始的朴素的理想和生活。直到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了实用器物和建筑物，人们在上面所绘制的装饰图像，便开创了最初具有画面构图意识。

原始的中国绘画岩画：古代先民创造的原始岩画是中国绘画最早的遗存，它们大多分布在西北与西南，据说是游牧或少数民族部落所为，西北与西南的岩画各有特色。西北岩画以刻凿为多，图案以动物为主。除动物之外，还有狩猎、生殖崇拜、放牧等内容，粗犷雄浑。西南岩画以涂饰为多，图案以人物为主。除人物之外，还有房屋、树木、神灵祭器等内容。无论南北岩画都富有幼稚夸张的特点。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距今4-7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生活由游牧、游耕而转入定居。陶器在农业、渔猎及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彩陶乃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化象征。其彩绘大致可分为图案、图画两类。彩绘是陶器装饰中最卓越的手法，朴实明快，绚丽多彩的彩陶，由于地域、时间的差异，宗教习俗的不同，描绘形式的各异，在造型和风格上也各不相同。　　图画有穿衣的人物、野禽、奔鹿、游鱼、伏龟等，形状生动，明快活泼。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一只彩陶盆，口内绘有3组相同的舞蹈人物，每组5人，手挽着手，面向一致，足下四道平行带纹，代表地面。如果盆中盛有清水，微微晃动，则舞姿似动非动，更加绰约多姿，奔放灵动，富有节奏美感，是我国原始绘画中的上乘之作。

早期中国画的战国帛画：最能代表战国时期绘画艺术成就的遗物，湖南省长沙出土的《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帛画。这两幅世界上最早的丝织物绘画均是随葬的，具有送死者灵魂升天的含意，表达了楚文化中简朴的道家思想。

秦汉墓室壁画：这些壁画大多缅怀墓主生前显赫的生动场景，带有写实色彩，如墓主出行、行猎的威仪，居家宴乐、迎宾的盛况、仕途升迁的荣耀等；也有的壁画描绘神话传说故事，祈求墓主升入极乐仙境。汉墓壁画大多构图充实完整，人物、动物错落有致，画面变化大多构图充实完整，人物、动物错乱有致，画面变化与动感丰富，线条流畅肯定，勾画得体，俭朴率真，引人入胜。

马王堆汉墓帛画：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T字形“非衣”。画面分天朝、人间、地府三段。天上为横幅，其余为直幅。分别以太一神、驮侯妻、祭祀者、合欢鳌为各段的中心。天界有扶桑树、九个太阳、嫦娥、新月，以及象征长寿的蟾蜍、白兔；天门有司命守卫。气界为驮侯妻缓行升天，吏前婢后，迎护隆重。人间双龙穿璧，象征幸福吉祥；家属聚集祭祀，祈求死者灵魂早归仙境。最底部合欢鳌背上大力神，双手、托着大地，孔武有力。全图内容丰富，想象瑰丽。

汉画像砖与画像石：在厚葬之风盛行的汉代，人们用有画像的画像石、画像砖建造墓室、祠堂、石阙等，装饰建筑，炫耀地位。大致分布在经济与文化较为发达的山东、河南、江苏、四川一带。这些画像砖石以描绘现实生活的题材居多，如生产、狩猎、收获、宴饮，娱乐、战争、教育、民间故事等；也有的宣传儒家忠孝节义思想，或放映道家羽化升仙的愿望，表现了当时人们的精神追求，成为汉代世风民俗的写真。如山东嘉祥武梁之车骑、西王母、历史故事巨型画像石，河南南阳出土的《斗牛》画像石，四川大邑出土的《戈射收获图》画像砖等。汉代画像砖石的绘画技法较为粗拙凝重，注重形体的大致勾勒，而不作局部的细致处理，风格质朴粗放，自然平实，构图独立、简率，却黑白对比分明，富有装饰趣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由统一到分裂的混乱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却飞跃发展起来。这里包涵着几个重要因素：一是战乱流离虽给社会造成破坏，但却促进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二是佛学的兴起，导致美术的兴盛；三是士族的产生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人们挣脱了正统儒学的精神羁绊，个性得到张扬，绘画艺术得以蓬勃发展。壁画、漆画从技法到形式都趋于高超。卷轴画开始兴起，卫协、曹仲达、顾恺之、陆探徽、张僧繇等一批优秀画家脱颖而出，成为划时代的艺术大师。此时，人物、山水、动物题材展现于画面，但尚未脱尽传经载道的窠臼。绘画理论的研究开始发端，谢赫的《画品》提出绘画的社会功能和品评标准，这种专业评说使绘画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

曹仲达：也称“佛画祖师”。三国时期提倡和平行善的佛教乃迅速发展，一些西域僧人将佛本生故事画传到内地。吴国画家曹仲达开始摹写并将佛像比例类同真人比例。他所绘人物的衣纹折皱真实自然，富有立体感，有“曹衣出水”之称。世传曹仲达绘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他的画风为卫协所师承，再传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

顾恺之：顾恺之（346年—407年），为东晋大画家和文学家，他以“画绝、才绝、痴绝”而驰名于世。顾恺之主张画人物要有传神之妙，而关键在于阿睹（眼睛）中。顾恺之的人物画善于用淡墨晕染增强质感，运用“铁线描”勾勒。人物五官细致入微，动态处理自然大方。衣服线条流畅而飘逸，优美生动。现今传世顾恺之作品摹本有《洛神赋图》（曹植与甄氏爱情）和《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

梁元帝：南朝梁元帝萧绎（约508年—55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画家。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当时南朝与各国友好相处，来朝贡的使臣不绝于途。萧绎《职贡图》，原图共三十五国使，如今只存十二使。画中使臣着各式民族服装，拱手而立。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魏晋间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为代表的名士，因不满当时时政，归隐山间，世称“竹林七贤”。1961年在南京地区的南朝墓室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图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人物形象皆作线雕而凸现在画面上。造型准确生动，南面壁为嵇、阮、山、王四人，北面壁为向、刘、阮、荣四人。人物之间以银杏、垂柳、松、槐隔开。八人席地而坐，他们用不同的动作很好的表现出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

敦煌莫高窟：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的北朝绘画内容，主要是讲述佛本生故事和说法场景。佛本生故事有鹿王本生、萨垂那本生、须达那本生等故事，宣扬佛家忍让、善良与因果报应思想。画面厚重朴拙，线条粗犷。《伎乐天将两位飞天巧妙地布置在龛沿转角与背光之间的几何形中，飞天衣饰飘带随风而起，翩翩起舞，给说法图画增添了妩媚活泼的气氛。

壁画：是以每块砖成单位的小幅构图，与汉画分层排列的布局法有所不同。以大写意手法，概括地刻画形象。线描以中锋勾勒，多用园弧线简练、准确。色调热烈、明快、单纯、和谐，人们日常生活中瞬息的细节，被捕捉与画面上，洋溢着朴素的生活情感。克孜尔千佛洞壁画、河南邓县南齐墓门彩画砖、河北的东魏茹茹邻和公主墓壁画、山西太原的北齐睿墓壁画等，而以嘉峪关魏晋间墓室壁画最为丰富。6座墓共存壁画6000余幅。内容包括农桑、畜牧、井饮、狩猎、林园、屯垦、营垒、庖厨、宴饮、奏乐、博奕等，从多方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社会生活。

六朝三杰：是指在中国绘画史上指六朝时期画家。顾恺之、张僧繇，南朝梁时人。对绘画有独特创造，画山水不以笔墨勾勒，史称“没骨山水”，自成一家。陆探微，南宋时人。其用笔有“连绵不断”的特点，称为“一笔画”。这三人各有特色，各具特长，时人称六朝三杰。明杨填《画品》中加画家吴近子称为“画家四祖”。

隋、唐、五代时期（581年—960年）：是中国古代绘画全面发展的时期。由于隋唐两代的全国大一统，特别是唐代贞观至开元的一百多年间，政治昌盛，国力强大，经济繁荣，国内各民族关系融洽，中国文化交流也相当活跃，促进了封建文化步入鼎盛，是中国绘画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涌现大批著名的画家。他们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艺术表现技巧更加丰富，创建题材也空前广泛。人物画愈发注意反映现实生活，和刻画人物的精神气质；山水画分出青绿和水墨两大体系，并产生南北不同的地域性风格；花鸟画创立工笔设色和水墨淡彩、没骨等多种表现方法。宗教画亦显得更为绚丽多彩。五代时期出现的宫廷画院还产生许多以家族为单位的创作群体，受王室优待，画艺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说，隋唐五代时期的绘画成就，超过了以前各代，气势豪迈，影响波及当时的东方各国，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卷轴画形成了中国绘画的标志

展子虔：传为隋代展子虔（约550年—604年）所作的绢本设色《游春图》，是现存最早的一件山水画卷，画家表现了贵族游春的主题。图中的山、树、人物、波纹、用线描画成，轮廓准确优美；山梁以石绿，略施淡赭，树敷浓绿，人物与屋宇则染以白粉或朱红，轻快显目。风格细腻，情调委婉丰富。人与自然配景的比例较为合理，与前代“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景况大不相同，成为卷轴山水画兴起的代表作，并对后世青山绿山水的产生，起到直接地推动作用。张萱的另一幅作品《虢国夫人游春图》也很著名。

吴道子：有“吴带当风”之说。唐代人物画十分繁荣，初唐的阎立本，中唐时期的张萱、周昉及后期的孙位等。其中以盛唐时期的吴道子最为出名，被后世奉为“画圣”。吴道子所画的人物颇有特色，但与晋时顾恺之、陆探微不同，他一变东晋顾恺之以来那种粗细一律的“铁线描”，善于轻重顿拙似有节奏的“兰叶描”；突破南北朝“曹衣出水”的艺术形式，笔势圆转，衣服飘举形成“吴带当风”的独特风格。他的画与张旭的草书、斐的剑术，被誉为当时的“三绝”，并且影响远及日本、韩国等地。至今在日本还保存着传为他作的《送子天王图》。

山水画的成熟时期：唐代的山水画继隋代之后，更为蓬勃发展，趋于成熟，并且形成风格不同的两大主要流派。一是以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代表的青绿山水；一是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青绿山水以勾勒为法，用笔细密烦琐，颜色以石青、石绿为主；有时为了突出重点，勾以金粉，使画面产生金碧辉煌的装饰效果，亮丽壮观。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李昭道《明皇幸蜀图》等，色彩富丽，情感外露，十分耐看。水墨山水以渲染为法，用笔简练奔放，强调水墨效能的发挥，来表现景物的体、面。即便设色，也讲究自然清淡，追求含蓄、悠远、纯净的境界，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为最高境界。王维的《雪溪图》平淡天真，感情委婉。青绿和水墨效能的发挥，体现出审美情趣向多元化的发展，它们都受到后世的推崇仿效。到了明代，董其昌以佛教禅宗南北之分来譬喻李思训、王维、称李氏为北宗山水的鼻祖，而将王维视作南宗山水的奠基人。

花鸟画的独立发展阶段：与人物、山水画一样，唐代的花鸟画也进入了独立发展的阶段，受到宫廷与民间的广泛欢迎，并涌现出一批专画花鸟，或专画牛、马的杰出画家。韩幹画的马脚短而身肥，强悍威猛，具千里之相，有“唐马”之誉，对后世影响较深。唐德宗时的丞相韩滉，擅长画牛，传世的《五牛图》运用粗放豪迈的劲挺的线条来表现牛的健壮朴厚，画风朴实、沉着，结构严谨，五牛各具特征，形态各异。笔法简朴、曲尽其妙。

壁画：敦煌莫高窟现存洞窟半数以上为隋唐创建，这些洞窟内至今仍保留着大量以“经变”与供养人为主的壁画，或叙述佛经故事，或描绘供养人物，与前代偏重佛本生及说法图有所不同，光彩焕然，驰誉中外。这显然与当时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有关。欢快明亮的气氛，代替了阴森悲惨的情调；喜庆升平的极乐幻想，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佛国世界。围绕着经变内容的描绘，穿插了宴饮、阅兵、行医、旅商、农耕等生活场景，简练真实而富有情趣。敦煌壁画的人物造型，由粗犷而进入精细，身躯准确生动，男子宽衣博带，气象雍容；女子体态丰肥，艳丽多姿。尤其是菩萨像，更多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之美，端庄文静，窈窕可爱，温柔亲切，一如凡俗。这些均表明隋唐时期的绘画，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人们重视现世的感受，已胜过对佛国天堂的信仰。唐代的墓室壁画，亦随着帝王厚葬之风的发展，规模和艺术水平均令前代望尘莫及。特别是乾陵内章怀太子李贤墓、永泰公主李仙惠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篇幅宏大，布局严谨，内容丰富，如驯豹、客使、宫阙、宫女、伎乐、马球等宫廷奢逸生活内容。反映了王室贵族至死仍迷恋人世的荣华富贵，希图死后继续穷奢极逸。

顾闳中：唐代人物画的世俗倾向，到了五代时期更为发展，题材上注重反映现实生活，技法上力求写实，许多人物画带有肖像写真性质，刻画细致入微。南唐画院的画家顾闳中、周文矩、王齐翰、卫贤等，尤其擅长写实人物画，颇有盛名。其中顾闳中曾奉李后主之命，黑夜潜入宅邸，暗中窥察为逃避李后主猜疑而故意纵情声色的南唐大臣韩熙载。回去后凭记忆创作《韩熙载夜宴图》，以向李后主汇报。该画分“听乐”、“观舞”、“歇息”、“清吹”和“散宴”五段，各段以屏风等相隔，前后联系又各自独立，描绘了夜宴的主要过程。各段主人皆为韩熙载，画家将他的心理活动细致地刻画出来：超然自适、气宇轩昂，却郁郁沉闷、寂寞寡欢。表现了主人公作为北人不受李后主信任，不得不借酒宴来摆脱烦恼的尴尬心态。显示了画家惊人的观察力，及对主人公命运与思想矛盾的深刻理解。

山水画两大流派的崛起：五代的山水画，尤其是水墨山水画进入了成熟阶段，画家体味生活，将所见的自然环境用不同技法加以再现，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流派，展示祖国山河的多姿多彩。在北方，以荆浩、关仝师徒为代表，素称“荆关”；在江南，以董源、巨然师徒为代表，素称“董巨”。荆浩为五代后梁时代的儒生，因避战乱隐于太行山洪谷，人称“洪谷子”。所作笔墨并重，常绘云中山顶，四面峻原，气势磅礴，山岩苍苍，峭峰危立，深得北方气象。传作他的代表作《匡庐图》，成功地运用坚劲而密集的皴法，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山石的凹凸明暗和纹理结构，并以虚实浓淡变化多端的水墨，创造出富有质感的画面，表达了既雄伟又深远辽阔的意境，有“全景山水”之称。其弟子关仝，用笔简洁，善于画秋山寒林、村居野渡，雄浑之中平添北方山水萧索苍凉之气，代表作有《关山行旅图》等。董源（？—约978年）他的山水，好以淡墨轻岚写出江南平淡天真之趣。尤擅长用披麻皴，线条圆润细长，如麻线下披；并缀以点子皴，描绘出江南山峦土后林茂、草木华滋的特色。《寒林重汀图》则描绘隆冬时节的江南景色。作品中看不到人踪，听不到喧哗，甚至风似乎也被冷得不愿再发出一丁点儿声息。静穆横卧的山丘，幽深延绵的水汀，沉默相对的房舍，无言挺立的竹木……体现了画家把握四季景物的高超技艺。其弟子巨然，则善用长披麻皴。

花鸟画两大流派的形成：五代的花鸟画也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主要有西蜀的黄筌和南唐的徐熙。黄筌最擅长用勾勒法作画，即以细淡的墨线勾画出所画花鸟的轮廓，然后填以色彩，以着色为主，给人以富丽工巧的感觉；同时他爱画名花异草，珍禽奇鸟，寓有富贵吉祥的含义。其子黄居采禀承家风，宏扬工细、逼真的勾勒填彩画法，因此黄氏父子的画风被称作“黄家富贵”，而且风靡后代画院，流风不绝。徐熙自称“江南布衣”。所画花鸟以平常所见为多，如禽鱼蔬果、蝉蝶芦雁等，富有平淡自然之趣；而且他以落墨为主，着色为辅，色彩淡雅，给人以朴素纵逸之感，评为“野逸”。他所作《雪竹图》全用墨笔，既有线勾，也有墨色渲染，淡雅俊逸，具有清新之气。这种画风在北宋后期影响较大，对画院花鸟画风的改革起到积极地推动。

“界画”和“风俗画”：五代后期还出现两种较为繁荣的画科，他们就是利用界尺来准确描绘楼阁屋宇建筑的风景画，俗称“界画”，以及描绘田家风物或市井活动的风俗画。“界画”技法严谨，工细而有法度，亭台楼阁，甚至舟船车马，皆比例切实，归整有序，符合数学规律，生动自然，因此界画较为难作，被许多画家视为畏途。五代涌现的胡翼、卫贤、郭忠恕等画家，心细手巧，特别擅长绘制结构繁复的建筑物，虽一点一笔，亦务求绳矩，但不拘板，如存世郭忠恕《明皇避暑宫图》，宫殿楼阁描绘精密工致，法度严谨。市井风俗画，显得较为轻松活泼，所传达的就是民间喜闻乐见的自然而热闹的生产、生活场景，洋溢着盎然生趣。如传为卫贤的《闸口盘车图》，就是描绘市桥舟车的现实生产活动的优秀风俗画卷。无论是严谨工丽的“界画”，还是热闹活泼的“风俗画”，都对宋辽金绘画的全面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

宋朝绘画的发展：北宋王朝沿袭继承了南唐和西蜀的各项统治制度，朝廷中有重文轻武的倾向。这一时期科举入官的文人大量涌现，中央政府在宫中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翰林画院”。画院的建立对绘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各种绘画活动众多，佳作不断涌现。人民大众在经受了连年战乱灾难之后，更加珍惜统一后的和平光景；文人士大夫将精神寄托于诗文绘画，把它作为高雅娱乐手段，由此兴起了文人士大夫绘画的热潮；都市的繁荣造成了社会对绘画作品的大量需求，民间画家竞相出卖绘画作品，谋求生计。诸多因素使得宋代绘画得到全面发展。宋朝绘画虽无唐代的辉煌富丽之风，却体现出空前未有的丰富、精致、写实之情。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名目繁多，丰富之极，令人目不暇接。由于画风多样，题材众多，绘画得以进一步分科，按题材分为山水、花鸟、人物、宗教画及杂画等，按社会阶层分为宫廷绘画、士人绘画和民间绘画。

山水画：在山石皴法、构图章法、透视比例、色彩铺陈上，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技法丰富，质感强烈，气势宏伟；及至南宋，马远、夏圭等人又创对角式构图，以写江南湖光山色，简率豪放,遐思不绝。花鸟画则更趋严谨精致，饶有装饰趣味。自魏晋以来孕蓄的文人画，到北宋时期终于形成气候，在苏轼、米芾、李公麟等文士的推动下，注重抒发主观情致的文人墨戏画逐渐形成新的艺术潮流，与画院写实之风相互辉映，促成宋辽金时期绘画的全面发展。

流派纷呈的北宋山水画。当时水墨山水画家的杰出代表有齐鲁画派的李成、关陕画派的范宽。李成善画烟林平远之景，现存《读碑窠石图》，表现文人旅途怀古之思。驴背上的旅行者伫立古碑前凭吊史事，发思古之幽情，而四野古木参天，老干虬曲，荒草疏疏，气象萧凉，启人遐思。范宽的山水则体现秦陇一带突兀奇崛、森林繁茂的雄伟景象，气势逼人，如《溪山行旅图》，是一件令人心灵为之震颤的山水话作品。顶天立地、迎面矗立的山峰，象一尊巨大的丰碑，记载着大自然的性情，表现了它雄伟磅礴的气概。一线飞流，倾斜而下，投入朦胧薄雾的怀抱……它绕过山岗，汇成河流，战线在我们眼前。岩石与溪流这刚与柔的对比，体现着天地万物的阴阳结合。崎岖的山道上，一队驮马行旅悠悠经过，在这巨峰与密林之中，显得那么渺小，微不足道……在这样的一件艺术品之前，我们几乎忘记了他的技法，甚至已不把它当作绘画看待，而是真正陶醉于其间的自然造化之中。据记载，范宽崇尚老庄哲学，这一切可能是他悟道的一个体验吧。北宋中期郭熙的山水，以幽奇神奥取胜，布置造妙，变化多端，画山石形如“鬼面”，皴如“乱云”，写瘦树枯枝，状如“蟹爪”、“鸦爪”，有《早春图》，赞美春回大地，荡漾着清新的气息。他还著《林泉高致》，强调山水画要有“可居可游”的生活情趣，并总结“高远、深远、平远”的构图与透视方法。《窠石平远图》为其晚年作品，以其独创的“卷云皴”山石，体现了郭熙山水画成熟时期的特征。画中以简练单纯的笔墨，严谨的布局，清朗虚旷的幽寂空间，呈现出气象萧疏的深秋意境。北宋后期的水墨山水画以米芾、米友仁父子最为著名，他们擅长“墨戏”，善用多层烘染和横点子的排比，使水墨画的积墨、破墨、渍染、渲淡等技巧得以充分发挥，达到云山空蒙、烟云变幻的效果，世称“米家山水”。就清山绿水而言，画风由灿烂辉煌转向柔和温雅，含蓄深沉，气势更为宏大。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展示祖国锦绣山河的神奇美丽。全图12米，画面视野开阔，境界幽深，色调爽秀明快，展卷观赏，路转风回，美不胜收，令人有壮游千里之路。

人物画：著名者有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清秀娴丽，气度恢宏，而其构形技法，到北宋后期为李公麟（1049年-1106年）发扬光大，线条健拔却有粗细浓淡，构图坚实稳秀而又灵动自然，画面简洁精练，但富有变化；题材广及人物、鞍马、山水、花鸟，既有真实感，又有文人情趣，而且所作皆不着色，被称作“白描大师”。李公麟还善于汲取顾恺之、吴道子、武宗元等人的用线条技巧，注意飘逸凝练，神韵内敛，故而所作虽淡毫轻墨，却光彩动人。如所绘《维摩演教图》、《临韦偃牧放图》，皆简洁而传神，生动活泼，动人心扉。

文人画：北宋中期以苏轼（1037年-1101年）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文学家纷纷参加绘画活动，不仅大胆创新，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反映文人士大夫审美情趣的美术理论，给宫廷绘画占主导地位的美术界带来了新的活力。这股新潮日益发展，及至元代竟成为绘画界的主流，人们称之为“文人画”。苏轼强调绘画抒写主观情感的功能，主张诗画相融相通，要求作品有诗的境界，物象有活的精神，是宋代文人墨戏的创导者与实践者。他的传世作品《枯木竹石图》，绘干扭枝曲的枯树，若挣扎伸展，坚硬顽强；虽笔墨不多，却有孤傲险怪之气，与其傲岸豪放的性格相一致，抒写了胸中的磊落不平。在苏轼的倡导下，绘画讲究自我表现，追求意境、“神似”的风气，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普遍认同。文同、李公麟、米芾父子等沿波而起，躬行实践，使中国绘画的精神内涵日益深厚。绘画有否书卷气也成为后人评价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

宋徽宗与院体花鸟画：北宋末期的宫廷画院在政和、宣德年间达到鼎盛，这是与酷爱艺术的宋徽宗赵佶（1082年-1135年）亲自到画院指导绘事大有关系。赵佶虽然是一个昏君，但在美术上却深有造诣，所创“瘦金体”，纤而不弱，端而不板，婀娜刚劲，秀丽精工，别具一格。又下令鉴别内府收藏历代书画，分门别类，著录评论，编成《宣和书普》、《宣和画谱》等。他还增加画院画师的俸禄，将画院列入科举制度中，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等诗句为题，考录画师，给画院注入“文人画”的气质。赵佶善绘山水、人物、楼阁，尤长于花鸟，用笔挺秀灵活，舒展自如。传世作品有《芙蓉锦鸡图》轴、《祥龙石图》卷、《听琴图》轴、《腊梅山禽图》轴、《瑞鹤图》卷、《鸲鹆图》轴等。由于他的努力，许多画师，如费道宁、李唐、苏汉臣、张择端等，皆脱颖而出，树誉艺坛。宋徽宗时的画院待诏张择端，他长于界画，尤精于舟车、市桥、人物、山水，传世有《清明上河图》，以描绘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清明节这一天都市与城郊百姓的种种活动，展现了京城工商业与交通的繁华面貌，成为宋代风俗画的特异瑰宝。

南宋：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江南秀丽的风景便成为宫廷画院画师们模写的对象。然而江南山水以疏淡秀逸见长，与北方雄浑奇伟之势不同，为了展现江南烟笼雾罩、清旷空灵的美景，画家马远创造了构图简洁、以偏概全的方法，即突出主景于一隅，其余用渲染手法逐渐变化为朦胧的远树水脚、雾雨烟岚，并通过指点眺望的人物，把欣赏者的注意力引向虚旷的空间，给人以遐想的余地，人称“马一角”。如《踏歌行图》、《松下高士图》、《射鸟图》等。南宋画院另一位画师夏圭，亦善于以虚代实、计白当黑，将景物集中于一侧，表现浩渺的空间，后人称之为“夏半边”。如《松溪泛艇图》、《烟岫林居图》等，意境高简，发人幽思。夏奎与马远相比，画面空白更多，辽阔平远之势更足。马远、夏奎构图多取一角半边之景，将江南山水空灵清秀特点展示出来，画风相同，人们并称之为“马夏”。他们对水墨苍劲、意境清远的南宋山水画风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辽金绘画：与南宋画院虚旷空灵的创新之风相比，北方辽朝、金朝的绘画则显得马背民族之称的契丹、女真，在绘画上亦常有游牧的情趣，多写本民族之生活题材，如放牧、骑射、游猎等，粗犷奔放；花卉鸟禽带有浓郁的装饰味，构图讲究对称，技法工细。如辽代画家耶律倍（李赞华）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描绘契丹人物真实而生动，多大漠不毛之景趣。金代画家张瑀《文姬归汉图》，虽绘历史故事，却以女真民族为模特儿，人肥马壮，胡服皮衣，风尘仆仆，朔放气象充斥画面。辽代崇尚厚葬，金代流行薄葬，故而辽代墓室壁画要远比金代发达，其题材亦与游牧生活多所关联。如内蒙古库伦旗七号辽墓壁画，描绘契丹游牧狩猎的生活场面，驼马成群，帐篷互连，人们握竿驭马，粗犷豪放，草原情景历历在目。壁画的技法虽不是出自高手，但形象真实生动，线描流畅，设色淡雅。朴素中见灵巧，富有生命力。

水墨画：南宋时期，理学、禅宗皆很发展，思想界十分活跃，而且理学与禅宗趋向互溶，如理学大师朱熹就与禅僧往还，交流学问，颇为相得。这一时期禅宗南派也更为繁荣，许多饱学之士不满当局偏安江南，纷纷逃禅为僧，以求寄托，僧侣的文化水平随之提高。一批禅宗僧侣画家亦应运而生。他们以禅宗南派“顿悟”思想指导绘艺，着墨不多，深藏玄机；题材不拘，皆作禅理；所绘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调。其中梁楷、牧溪（又名法常）最为著名。梁楷曾任画院待诏，后不满政局，弃职为僧。他的画风以简练迅疾出名，用线条含水墨变化之趣，多书法飞白遒劲之势，人称“折芦描”或“钉头鼠尾描”。传世《李白行吟图》，舍弃一切背景，简单数笔，就勾勒出李白游吟时飘然潇洒的神情，以少胜多，而寓意深远，令人寻味。后人称其作为“减笔画”。牧溪的作品虽不如梁楷那么简练，但所绘大多为佛教禅思题材，寓有静心、忘物、四大皆空的思想，而且形象刻划与写情传神俱得，如《观音图》、《猿猴图》等，落墨不多，却神形兼具。“禅宗画”除寓以禅思、用笔简练外，大多崇尚设色淡雅，或仅用水墨而不设色。它的出现，与“马一角、夏半边”的简率画风互相呼应，墨戏情趣愈见浓郁，为元代文人画的大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元代：是中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央政府的封建王朝，由于元初蒙古贵族废除科举制度，又将百姓分为蒙古、色目、北人、南人四等，南人最贱，从而造成江南文人“学而优则仕”美梦的破产。为了吐露胸中的不平，文人以画寄托思想成为风尚，给元代绘画带来了以文人画为主流的重要转折。同时，元代南北一统，疆域扩大，各民族间的美术交流日益频繁，涌现出一批酷爱中原传统书画的少数民族美术家。元初以赵孟頫、高克恭（回族）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

赵孟頫：“文人画”的倡导者，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他生于宋元鼎革之际，在半推半就中入元廷做官，却遭到皇室的猜忌与防范，而又无法摆脱朝廷的笼络与利用，心情十分矛盾和痛苦，乃将精力倾注于对艺术的追求，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己任，诗书画印、音乐文学无所不精，终于成为一代艺术大师。赵孟頫的书法不拘一格，篆、隶、楷、行、草，皆能运笔自如，潇洒秀逸，有“松雪体”之称。他的绘画，凡人物、山水、花鸟、鞍马，皆墨韵高古，或以书法入画，博采晋、唐、北宋诸家之长，以气韵生动取胜，所绘《鹊华秋色图》，有唐人之致而去其纤，有宋人之雄而去取犷。赵孟頫除技法全面外，他的绘画讲求表达思想内涵，如所绘马图，乃是借千里马不得志，只能充作皇家禁苑点缀太平的宠物，来抒写自己羁栖元廷、不得重用的尴尬处境。他的墨竹，则表白自己的清高。山水画含有寄趣林泉、向往自由的情感。为了使画面寄托更多的思想，他还含蓄地题词作跋，将文人画的表现形式推向新的高峰，书卷气更为浓郁。作为美术理论家，赵孟頫在《松雪斋集》中主张“以云山为师”，“作画贵有古意”和“书画同源”，为文人画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高克恭：元初画坛上流传着“南赵北高”的佳话，将南方的赵孟頫与高克恭（1248年-1310年）相提并论。高克恭为色目人，他曾与赵孟頫同时在北京任职，后来两人又在江南共事彼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受赵孟頫影响，作品如《云横秀岭图》，以大设色绘云山烟树，远处岭高入云，雄伟挺拔，岩壑幽深，气势憾人；山顶青绿横点，莽苍葱郁，龙脉起伏，绵延天际；画面中部的云烟，流布飘逸，充满动感，既增添了山势的奇伟，又具有莫测之势，令人遐思不已；近处孤亭傍湖，溪流潺潺，丛树掩映，动静相宜，颇有清趣。全图笔法粗中有细，墨色层次丰富，立体感与质感皆很突出，与董源、米芾两家技法合参，别开生面。他的墨竹既重形，又重神，孤高清秀，出人意表，虽是写作，实是写人，落笔潇洒，秀雅可人。赵孟頫称其人品高，胸次磊落，故所作看似游戏，却能不流于俗格。在元代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文人画大发展的进程中，他和赵孟頫的美术成就都是足以令人称道的。

“元四家”的风貌：

元代中晚期活动于江南的黄公望（1269年-1354年）、王蒙（？-1385年）、倪瓒（1301年-1374年）、吴镇（1280年-1354年），因皆在笔墨技法上成就显著，画山水以寄托清高避世的情感，对文人山水画典范的形成作出贡献，而在画史上被称作“元四家”。黄公望所作山水以疏体见长，用笔简远，若不经意，平淡天真之趣溢于画卷，流露清高隐逸的思想。他的《富春山居图》，村舍隐约，渔舟出没，林峦森秀，笔墨苍简，颇得富春江两岸烟波浩渺、坡峦清润的情趣，被誉为“画中《兰亭序》”。王蒙为赵孟頫的外孙，所作山水以密体见长，布局充实，结构饱满，用笔多变。皴法丰富，厚重繁密。如《清卞隐居图》，重山复岭，密树流泉，气势苍郁；图上采用披麻皴、斧劈皴、牛毛皴及解索皴等多种手法，层层积累，多至数十重，极富质感，沉郁深秀，苍茫雄浑，将归隐避乱，寄趣林泉的情感渲泄无遗。明人董其昌称王蒙“力能扛鼎”，评此画为“天下第一”。倪瓒作山水以“二岸一水式”构图见长，善用干笔皴擦，好作折带皴以见坡石的跌宕。他的作品不绘人物，简远平淡，具有超尘绝俗的韵味。如《渔庄秋霁图》，近处坡石上植数枝枯木，中景不着一笔，空阔平淡，是为湖水，远处山坡如带，境界萧疏，空旷中含有孤傲之气，被视作元画逸品的代表。吴镇所作山水、人物、花鸟，以湿笔见长，而淳朴天真，充满野逸之趣，以寄托自由不羁、归隐江湖的志向。有《溪山高隐图》、《渔夫图》等。

诗书画印与“文人画”：在文人画兴起的元代，绘画已发展成为文人寄托情趣的艺术。才气横溢的文人除画物寓意外，还写诗填词于画上，解释画意，抒发情感，典雅含蓄，意趣无穷；有的画家更为直露，索性摆脱诗词格律的束缚，信笔在画上提句跋文，直抒胸臆。书法或奔放，或秀逸，或朴拙，或工整，与绘画笔墨风格相融，起到图文互补、增强艺术效果的作用。此时治印多用圆珠文；闲章、名印，或白文，或朱文；形制或方或圆，或长或扁，或肖像，或形物；有的押脚，有的起首，在素纸绢绫上与书法黑红相映，虚实互见，赏心悦目，给绘画增添了妙趣不尽的书卷之气。梅、兰、竹、菊“四君子”与松、石，也成为文人画家喜爱的题材。梅花凌寒而开，兰花香而不艳，竹子四季常青，菊花傲霜吐香，松树挺拔常绿，石头坚硬难犯，它们皆被文人画家用作坚贞、清高的象征，以喻君子之风，尤其在民族矛盾较深的元代，更成为画家借物抒情的画题。许多画家擅长“四君子”与松石，如王冕的墨梅、管道昇的兰花、李士行的竹子、钱选的菊花、曹知白的松树、倪瓒的秀石，都较为著名。在当时的文化界中，这些作品都有不言而喻的效果。此种风气绵延多年，以至形成传统，虽然历代寓意有所不同，但以梅兰竹菊松石象征高风亮节的风气，至今不衰。

永乐宫壁画：元代文人画虽属花坛主流，但民间画工画也不寂寞，尤其是元廷宽容的宗教政策，促进释、道、伊斯兰教绘画的发展，其中山西芮城道教永乐宫壁画最为著名。泰定二年（1325年）完成的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壁画，总面积420余平方米，画了近300位天神在朝见元始天尊时的情景，构图宏阔，场面雄伟。其中8个主像皆作冕旒帝王装，雍容大度，配以仙曹、玉女、香官、使者、力士、五岳、四渎等神像，分三至四层安排；奇踪异状，是舍如堵，坐立翘企，浑然一体；人物作重彩勾填，细部采用填金沥粉加以突出，线描飘逸自然，动挫有致。全图红绿相间，富丽高华，而一切众灵莫不风神俊爽，挂壁行云，情采奕奕，充满仙气。约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完成的永乐宫纯阳殿《纯阳帝君神游显化图》壁画，作连环式介绍吕洞宾一生活动，依民间传说，共分降生、赴考、得道共52幅，其中《钟离权度吕洞宾图》尤为精彩，钟离权的谆谆相劝，吕洞宾的反复思虑，皆在眉宇、姿式中得到淋漓地表现，惟妙惟肖。最后的重阳殿，描写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的一生活动，计壁画49幅。永乐宫三清、纯阳、重阳三殿的精彩道教壁画，其严谨的装饰趣味与浪漫的文字情调，东方宏伟的气魄与细腻的描绘，既是元代民间画工高超技巧的象征，也是十四世纪宗教绘画发展到高水平的重要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