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 杨澜·激情现场
白岩松 杨澜
朱军：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与以往完全不同，《艺术人生》开播四年多以来，这是第一次将演播室从北京搬到上海。现场坐着五六十位来自中央台和地方台的前辈、老师和同行，说实在的，还真有些紧张。同时，我在心里也充满了更多的期待，让我们期待一期好看的节目，一期让人感到温暖的节目。首先我要请上的是我们的第一组嘉宾杨澜、白岩松，有请二位。
杨澜：你好，朱军，又见面了。
朱军：又见面了，请坐。见到你们二位，用一句话来形容主持人这个行业，谁先来？
杨澜：岩松你先来吧。（大笑）
白岩松：主持人跟主持人之间做节目是最困难的，他随时会把话头甩出来给你。他那个问题太大了。用简单的话来说，主持人就是在电视传媒当中靠出头露面、说话来挣工资的行当。
杨澜：有一次我要出差的时候，我儿子问我：“妈妈你为什么要出差？”我说我热爱自己的工作。他说：“你的工作什么有意思呢？”“妈妈一个人做节目，有很多很多的人能看啊。”后来我儿子又说：“有人看就有意思吗？”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很对。然后我就问他喜不喜欢听妈妈讲故事，他说喜欢。“妈妈的工作就是讲故事，把这个故事讲得好听，大家都爱听。这就是妈妈在做的事。”
朱军：看来大家对主持人这个行业的理解都不同。我觉得主持人是那种在一个栏目负责露脸、负责领奖，同时也负责捱骂的人。（热烈的掌声）
杨澜：一看朱军就感想深刻。
朱军：二位在选择这个职业或者在进入这个职业的时候，你们觉得在心理上自己最需要克服的是什么东西？
白岩松：我让前辈先讲。（笑）
杨澜：你不要老显得这么年轻好不好？（大笑）我跟岩松估计是同一年的，你还比我早一年大学毕业。OK，我不透露你的年龄了。（边笑边说）
白岩松：但是从做主持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她是前辈，我是看她节目长大的。（笑弯腰）1993年的2月份，当时我在电台，崔永元老哥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视台正攒一节目呢，缺一策划。”当时明显感觉工资不够花，他说可以兼职，我就去了，到那儿给主持人当策划。《东方时空》开播前几天，我们的制片人突然给我订了一张去山东的火车票，我完全懵了。他说：“你去北京火车站，有一个化妆的人在等你。”原来他让我去山东采访《东方之子》，那是《东方之子》第一期节目。到了山东以后，我说不知道怎么看摄像机，他们就说：“你采访你的，电视找你，不是你找电视。”我就由策划变成了主持人。但是真正在心里头成为主持人是在1995年。到1995年的时候，我才开始琢磨这是个什么行当，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呢。
朱军：应该想明白了吧。前一段时间，白岩松辞去了三个栏目的制片人职务，专心致志地做主持人。
白岩松：我比12年前长得好看了。（热烈的掌声）12年前我110多斤，那时候真是营养缺乏，现在我160多斤。我的一个同行叫刘爽，原来是《东方之子》的主持人，他的四个字给我的印象很深：相由心生。他说，人的相貌是可以改变的。我觉得我没有过去长得那么尖锐了。
杨澜：人不说嘛，一看白岩松事情就大了，一看崔永元就没事了。现在我回过头来看，觉得这个世界让我感到很困惑。（台下的崔永元一直坏笑）
朱军：做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特别想知道，什么样的主持人才是最好的主持人？
杨澜：我觉得一个主持人是不能和他主持的节目分开的，就像朱军和《艺术人生》已经完全捆在一起了，长在一起了，分不开了。我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好的主持人。
白岩松：曾经说过一句话，经常被人误解成白岩松特别狂。他问我说：“你认为最好的主持人是什么样？”我说希望是十年后的自己。十年前我这么说，但是我发现没实现，所以我现在还得这么说。这样你就不会对现在很满意。假如有机会——可能我们都很难有这个机会——像球星挂靴有一个告别赛的话，最好的主持人就是在告别赛的时候自己去意已决，而别人恋恋不舍。
杨澜：这还有点意思。（掌声）那就是说，最不好的主持人就是自己还恋恋不舍，而别人去意已决。（边说边大笑）
朱军：二位第一次被别人认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心情？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白岩松：我好像是在一个机场，被人认出来了。但是他只知道这个人似乎见过，既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也记不住栏目的名字。当时制片人跟我们一块出差， 他特黑地说：“这就开始了。”
杨澜：一切麻烦、快乐 、虚荣心全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特别有意思。我平时不化妆跟屏幕上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人都说比屏幕上好看。有一次坐出租车，我跟司机乱贫，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等到下车的时候，出租司机说：“我听你这声儿啊，特别像中央电视台那个杨澜。你要长得像她多好啊。”（边说边大笑）
朱军：二位光给我们描述了当时的过程，没有描述当时自己的心理。心里是什么感觉？喜悦、紧张、忐忑，还是别的什么？
白岩松：虚荣心好像挺对的。
杨澜：我觉得肯定是有虚荣心的。
白岩松：我有一个真实的心态，有文字为证。我最早被人采访的时候，我说做这个行当被人认出来，在电视上露脸，最大的好处是我觉得跟我妈特近，我就觉得我妈在看着我。后
来这篇采访用的标题叫《妈妈在远方看着我》。
朱军：二位觉得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白岩松：我有两个很具体的压力，一个是有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另一个是没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1997年香港回归，那是中央台第一次做新闻事件的大型直播，我正好负责的是驻港部队从深圳进入香港那部分的直播。我从来没做过直播，紧张，怕自己说错。可是偏偏每次演练的时候，一张嘴就是，“各位观众朋友，现在部队已经到罗马州口岸。”脑子“嗡”的一下子。非常恐惧，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那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以至于当我第一段直播做完之后，没出错，兴奋得一塌糊涂。下午的时候，发现手机丢了。第二个恐惧是没节目做的时候。2000年做完悉尼奥运会回来之后，我就离开《东方时空》了。我当时要创办的新栏目叫《子夜》，以为顶多三个月就可以办成，但是长达一年的时间也没能出台。那段时间不是因为没工作而有压力，而是你突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可是过去已经被你结束了。
杨澜：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主持的早期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岩松这么一说，我倒想起其实我差点被《正大综艺》换下来。很多人不知道，真的。
朱军：这是第一次披露？
杨澜：我在《正大综艺》做的第一年是跟姜昆老师搭档的，后来因为大学生到国家机关工作以后需要到基层锻炼，所以我就去大庆锻炼了。那时候姜老师提出不做了，制片人是想过把我换掉的。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如果这三个月我还能做好，就还有机会，如果做得不够好，肯定就换别人了。我那时候觉得特别委屈，突然觉得单纯做一个主持人，命运是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的。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坚持基本上所有的稿子都自己写，我起码要掌握我想说什么、要表达什么。我觉得那段压力非常大，但是对我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从心里产生那种想法和感情，才能跟观众真的沟通起来，不然都是别人的东西。
（大屏幕上出现他们第一次出镜的画面，为他们的故事做着注解，引得笑声一片，尤其是看到白岩松12年前的样子……）
朱军：离开你们各自的工作平台，现在在《艺术人生》这样一个平台上，我想应该更加感性一 些。请用更加感性的态度，对爱你们的观众说几句你们想说的话。
白岩松：我是一个经常会被别人误解为不真诚地说谢谢的人。面对观众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种感觉。我可能说谢谢的时候很少，但是我相信每一次节目都是说谢谢的机会。如果我真心地去做了，而且做得还可以，做了以后能有一些事情在改变，而且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的改变，哪怕我只使了一点点的力气，但我觉得这就是我尽最大努力说谢谢的方式。（掌声不断）
杨澜：岩松回答得很好。我想在这儿说很小的一段故事，也是为什么我一直热爱这个职业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做主持人也好，做记者也好，都让我们能够去发现这个大千世界里一些最真实的东西，比如说亲情。我有一次去普林斯顿大学采访诺贝尔物理奖的崔奇先生。他告诉我，他十岁的时候是从最贫穷的河南农村离开家，他的不识字的母亲坚持自己的儿子要去接受教育，所以把家里惟一的口粮给他做了馒头，把他送上了火车。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在后来的饥荒中活活饿死了。我记得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浅薄。我就问他，如果当时你妈妈没有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奇将会怎么样。他说：“你知道吗？我宁可不得诺贝尔奖。我留在家里朴朴实实做一个农民的话，我的父母大概不会饿死。”当时我的心灵受到一种震撼。我们以为我们在寻求那些成功者的故事，成功本身很伟大，诺贝尔奖很伟大，但是那些成功的故事跟我们内心真实的情感比起来，根本就不值什么。所以我想，无论是做新闻、做娱乐、做体育，其实我们最后无非都是想找出人心所共有的一些东西，这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
张越 曹可凡
朱军：接下来有请张越、曹可凡。两位都是“重量级”的，所以一块请上来。（笑声，掌声）
张越：你们选嘉宾分组的时候是按体形分组吧。
朱军：我记得刚才问白岩松和杨澜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走上了这个行业。我想这个
问题问你们俩可能更合适一点。怎么样走上了这个行业？
张越：什么叫更合适啊？ 意思就是说咱俩走上这个行业更反常，是这个意思吗？
曹可凡：原本咱俩不应该干这个活。
张越：就是这个意思。
曹可凡：我们一上来就因为体形而受到巨大的歧视。
（台下笑得最欢的是白岩松和崔永元）
张越：对。你是怎样反常地走上这一行的？你讲讲吧。
曹可凡：我的人长得反常，我的经历也反常。 我是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求学。在我读大学五年级的时候，上海电视台要办一个栏目叫做《我们大学生》，它需要有一些大学生的主持人，当时我就去报名参加考试。经过初试、复试，最后进入决赛，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了这个栏目的主持人。我一直在读书，同时在电视台打工，学到六年级该毕业了。按照我当时的成绩可以分到医院里去做大夫，我当时特别希望能够去瑞金医院做一个内科大夫。可是我觉得电视那玩意儿挺逗的，挺好玩的，我要在这个医院里边做医生的话，根本没有时间去做电视。而且你一边做着电视，一边想着给人开刀，一边拉刀一边想着明天要说的词，它不合适。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读研究生。这个时候离研究生的考试只有一个月了，而且有一门课我根本没学过，我就去找了导师，然后在短短的一个月里边猛攻了一下，最后考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又工作了几年当老师。最后我想到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还是觉得电视挺不错的。而且我的研究生导师说：“你还是去吧。估计你干我这行也不会有什么出息。”这样我就去了电视台，正式成为一名职业的主持人。（热烈的掌声）
张越：我问他一个问题，我特好奇。现在要让你拉刀拉人，你还会吗？
曹可凡：甭说拉人，拉狗我都害怕。（大笑）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一个乡下的小医院动手术，特别紧张。
张越：我当主持人没有他这么凶险，但是也很反常。那时候我是个老师，我原本的理想也不是当老师，也不是当主持人。我有三个人生理想，第一个理想是想当作家，因为我作文写得好；第二个理想是想唱歌剧，因为我不会唱歌；第三个理想是想当厨子，因为我馋。
朱军：爱吃。
曹可凡：咱俩又搁一块儿去了。
张越：后来我就在《半边天》节目里做了一次嘉宾，因为这个栏目当时开了一个小板块叫《梦想成真》，让你实现你的理想，做一个特别的职业。当他们听说有一个像我这样反常而且喜欢做厨子的人之后，就派我到附近的周庄和苏州两地寻访当地的小吃和苏帮菜，并且下厨做。我就当嘉宾做了这么一期节目。做完之后，我不知道制片人是从这个嘉宾身上的什么地方发现了这个人可以当主持人，可是他们又不敢跟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是十年前，电视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这么多元，主持人长得都特别正常，他们要找一个反常的人，怕观众不答应领导也不答应，也怕伤了我的自尊心，所以他们就不告诉我。然后就跟我说，请我来再当嘉宾，我就又去《半边天》当嘉宾。第二个星期他们又给我打电话，“你再来当嘉宾。”我心说这个组挺懒，他们不换嘉宾。第三个星期又打电话说，“你再来当嘉宾。”一个月之后还找我当嘉宾，我都糊涂了。那个制片人就出来了，说：“我们没让你当嘉宾，我们想让你当主持人。我们不敢跟观众说，也不敢跟你说。现在看来，观众习惯了，也接受了，你就来当主持人得了。”（不断的掌声和笑声）
（大屏幕出现张越早期的节目资料，娃娃头加粉色衬衣，真是不敢恭维。配合着后面的故事，大家完全忍不住了……）
朱军：你千万别以为是你刚才说得精彩，主要是后面那个图像更精彩。
张越：出什么事了？这已经不是我刚刚做主持人时候的样子，这已经好多了。刚出来的时候，你们简直就没看过。（大笑）
朱军：描述一下。
张越：挺好的。
曹可凡：什么叫“挺好的”？（掌声）
张越：那个时候我是个学校的老师，大学刚毕业，非常的朴实。每天一下课我就去当主持人，反正我是从课堂直接就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坐那儿开始说话。我不知道应该化妆，我也不知道应该换衣服。我穿着一个大T恤衫，每天披头散发、鼻青脸肿的就去了，到那儿就讲，满脑袋都是粉笔面。做完节目下来，我们制片人很正式地跟我谈了一次：“您不是去菜市场买菜，您是中央电视台的出镜的主持人。请您穿一件正式的衣服。”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正式的衣服，我一辈子都是穿着大毛衣和T恤衫过来的。在我的概念中，正式的衣服就是晚礼服。我没有啊，就四处找人借，谁有礼服给来一件。我有一个邻居从国外带回来一件，拖地的黑纱长裙，全是镂空的，丝的花边露着窟窿眼。我一看这不成，我得穿这件衣服，但是不能这么穿，里头还得套上一件。我也想了，我总不能套上秋衣秋裤吧，我找了一件最好看的红衣服穿在里头就进了演播室。那时候的编导也没见过市面，这模样的人就让进去了，还让录了节目。录完之后，我们领导审。我记得那个制片人张口结舌，想了半天，就跟我说了三个字：“戏过了。”我觉得我很认真，为什么说戏过了？（台下笑翻天）
曹可凡：你很严肃地开了一次玩笑。
朱军：真正当了主持人以后，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职业？
张越：他们说的跟我想说的差不多。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幸运和最不幸的职业。
曹可凡：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主持人这个职业究竟是干吗的。经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去年我开了一档我自己喜欢的栏目《可凡倾听》，我想用这样一个节目留下一个时代的声音，用这样一个节目拼贴出历史的一个图像。这就是我当了多年主持人以后的想法。
朱军：听说《可凡倾听》一期节目的经费只有六千块钱。
曹可凡：比您说的多一点，七千块钱。
朱军：七千块钱。以前不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出差可以坐飞机，可以住星级宾馆，而现在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出差只能坐火车，只能住招待所。
曹可凡：前半年的时候，因为经费紧张，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坐火车。我们找了北京最便宜的一个旅馆，就是在中央电视台附近的水利部招待所，漏水，有的时候还漏电。我们去一趟北京，往往一次要录5到7期，因为要把整个经费扯平。过去的一年，我只有一两个编导，所以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苦。一年当中我采访了50多位嘉宾，几乎每一位嘉宾的电话都是我自己打，然后我们的实习生把资料找来，都是我自己把原始资料看完，自己做采访提纲，有时候可以说是做得昏天黑地。
张越：我觉得特别不公平，为什么越是这种经费低的栏目的主持人特胖，经费特别高的栏目的主持人却很瘦？
曹可凡：后来我研究了一下，这属于内分泌失调。
朱军：做医生的给了一个答案。
曹可凡：说得俗一点是我喜欢，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我觉得是一种责任。
张越：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是无意识的，是瞎做，做着做着我就意识到我有责任。我希望我留下的节目是对这个时代有用处的。特别是，有好多人从来没有机会接受采访，没有人注意过他们。我的那些嘉宾都是第一次上电视，从来没有人听过他们说什么。其实我挺迷恋我这个工作的，但是有时候，我也特别困惑。曹可凡觉得他现在很清楚，很坚定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却觉得我越来越糊涂，就是我到底应不应该这么做。
朱军：为什么会糊涂？ 你想说的总是被某种东西左右，还是别的什么？
张越：举一个例子，当我做一个选题的时候，如果你告诉我这是一个特好的故事，特好听，讲出来特棒，收视率肯定特高，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仅仅是它本身的话，我就会不做，因为我觉得它没有意义，不值得做。我希望在一个单位时间里面，不管是10分钟，还是20分钟，或者就是两分钟，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而不是尽可能少的信息。可能我把事情复杂化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的希望。大家不断地告诉我说，“你把事情搞复杂了，大家看电视只是为了玩一下、休息一下、娱乐一下，你让大家不舒服，很费脑子、很费心，没有人要跟你费这个心。”所以我就在想，也许我做的事情本身违背了电视的规律。如果我努力的事情是违背电视规律的，那怎么解释我正在努力做的这个工作呢？
曹可凡：一个人每走一步都会遇到无数的困惑，人生就是这样，你永远是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往往会等待着下一步。如果你知道人生的每一步都应该怎么走的话，你的人生就走得特别没有意义。我想，其实人生的困惑就是一种意义。
朱军：举一个例子，有两档节目同时摆在你面前，一档节目的标签上写着“火火火火火”，另一档节目的标签上就写着“温温温温温”。“火”的背后一定连带着名和利，而“温”的背后一定是寂寞和无奈。你们会选择哪一个？
曹可凡：《可凡倾听》这个栏目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它是一个投资非常少、相对边缘化的一个比较安静的栏目。它的播出时间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差不多十点左右，并不是收视的黄金档。我采访的对象大都是一些耄耋老人。我统计了一下，去年这一年当中， 70岁以上的老人差不多占了采访对象的三分之一。但是我觉得值得，因为很多时候那些所谓火的节目没有一个是值得回味的。我可能做了一个比较温的节目，或者不太被人注意的节目，但是多少年以后，我对它都有很美好的回味，就是这样。
张越：你说火的节目会有很多名利和好处，温的节目可能没有，我觉得对一个喜欢自己的节目的人来说，这一切根本不是问题。我做的节目一直在到处跑，很多时候就是在农村，就是在我的嘉宾的炕上。我们一起住，不能洗澡，汽车也不能走，就得背着东西爬山。我不是一个善于运动的人，但是没有问题，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可以爬。我觉得问题是，你得让我确认我做的这件事真的有意义。甚至有人告诉我说，在今天这个时代，还要坐在这儿谈意义本身已经特荒唐了。但是我坚定地要求，我做的事情必须是有意义的，必须是真的对观众至少是某一些观众有价值的，真的有所帮助的。如果是这样，我不管它火不火，只要电视台允许，我会愿意做下去。
朱军：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当今的电视能够深刻吗，它允许你深刻吗？
张越：我只能责备自己，我只能认为我做得不够好，没有把两者好好结合起来，没有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这肯定是我的问题。
朱军：如果有一天，你正觉得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你的观众对你喊出的一片下课声，你会怎么办？
张越：我觉得以我这个人啊，肯定没等到这片下课声响起，我就下课了。（掌声）
朱军：可你认为你做的事是为观众好啊？
张越：这不能强给啊。（掌声）就是妈、就是老师、就是领导也不能强行塞，更别说一个主持人了。我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塞给观众。我一定下课，而且我坚信我一定会在大家去意已决之前，自己先去意已决的。（笑声）
朱军：如果现在让您在这个平台上对观众说句话，想说什么？
张越：那我先说。刚当主持人的时候，我最希望观众跟我说“你主持得特棒”。但是现在我想听的真的不是这句话。我要是听见有一个观众跟我说“看完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特别好，心里舒服多了”，我最舒服。我很努力地想要实现这件事，但是确实不知道我做到了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反映。
曹可凡：我一直说主持人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朵花。我希望这棵树能够越来越繁茂，让所有观众看了节目以后心绪变得更好。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理想，将来如果下课了，不当主持人了，我去做一个心理工作者，因为在大学期间我最喜欢的是心理学。现在社会上有心理障碍的人特别多，比如大家特别熟悉的张国荣、韩国的李恩珠都是因为忧郁症而去世的。中国有95％的忧郁症患者不愿意治疗。他们可能觉得这并不是病，或者说他们怕自己被列为精神病患者，所以会导致很多悲剧的发生。我们做电视做沟通，能不能在这方面也做一点工作，而且我的父亲是因为忧郁症去世的。（热泪盈眶，台下崔永元眉头紧锁。）我不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我想他在离开我的一刹那一定是非常需要这方面的帮助。我的一个愿望就是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成立一个基金，给更多需要帮助的忧郁症患者提供帮助。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理想和愿望。（掌声）
张越与曹可凡一起走下台，踩在同一块玻璃上，钢化玻璃忽然粉碎。张越无辜地说：“这不是我们干的吧？”剧务一干人冲上去换玻璃，白岩松也上来帮忙……
崔永元
朱军：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有请崔永元。（掌声）请坐。上一次你的节目在我们栏目播出以后，很多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同时寄来了很多信，特别关心你的病情。有要给你送药的，有要给你做心理理疗师的，还有说愿意给你当保姆、愿意在身边伺候你的。听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崔永元：我办公室也收到了好多。一类是给我找药，希望我吃了这药能睡着；一类是跟
我要药，看有什么药给他，他能睡着。我真是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非亲非故的，人家给你寄来药想让你睡觉。很多药都没有说明，白岩松也老说他失眠，我想先给他用用看。（笑声）
朱军：先试试。
崔永元：好事想着朋友。
朱军：我觉得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你能好。听到这些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觉得这些人多事，还是觉得很温暖？
崔永元：刚才曹可凡一直在让大家重视心理卫生，我也不避讳。我在这儿告诉大家，我得的就是抑郁症，而且是很严重的抑郁症，重度。曹可凡很想知道他父亲离开他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我可能可以告诉他。一个抑郁症患者想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是什么感觉？我告诉你，特别快乐。
朱军：快乐？
崔永元：对，特别快乐，特别高兴。
朱军：不是因为曹可凡你才这么说吧？
崔永元：不是。你可以去请教专业的医生，他们都会这样告诉你，所以说这是一种病。因为他跟正常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觉得走了可能就解脱了，就会觉得特别轻松。这是两年前的事情了。这两年我一直在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按时地服药，做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我觉得见好，正在恢复。
朱军：你不忌讳咱们就这个话题再谈点吧？
崔永元：不忌讳，其实应该很忌讳，这是个人隐私。但是我注意到一个问题，社会上对这方面的知识知道得特别少，包括我的家人、我的领导，他们都觉得没有这种病，觉得就是想不开，就是小心眼，就是太爱算计了，就是以前火现在不火了受不了了，都是这样想。我很有耐心或者很有精力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讲有关抑郁症的知识。有的时候我不耐烦了，实在不耐烦了，我就说：“如果你要觉得我没有这个病，你把我的药吃几片试试。”因为那个药劲是非常大的。我是睡眠障碍，吃两粒三粒，早晨五点六点七点八点才能睡着觉，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病的人吃了这个药，可能三天都睡不醒。（笑声）
朱军：我特别想知道，是因为工作的压力，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才得了这种病？
崔永元：病因非常复杂，因为既然是心理疾病，可能就非常复杂，比如跟你童年的成长环境都很有关系。曹可凡是医生，他上来都没讲专业知识，我就别在这瞎普及了。我就告诉大家，确实有这样一种病。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得了这种病，希望你不要歧视他，然后鼓励他去看医生，医生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像韩国的李恩珠，包括他提到的张国荣，还有好多人，海明威、川端康成，都是得抑郁症自杀的。所以，得抑郁症的人基本上都是天才。（掌声）
朱军：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说，“《小崔说事》这节目挺好看，怎么都觉得它像《实话实说》。”所以有些人问，“他为什么不回《实话实说》？他要回去的话，多好看啊。”为什么？
崔永元：我要回去，就没人看《艺术人生》了。（掌声）我们当时做《实话实说》的时候特别投入，我觉得我发病都跟这有关系，有点钻牛角尖，希望每一期节目都做好，希望一期比一期精彩，老是这样想，给自己压力太大了。现在就特别放松，我觉得你现在《艺术人生》做得很好，千万别有这个想法，希望一期比一期好、每一期都好，你就跟我一个病了。（掌声）
朱军：他这是找伴儿来了。您放心，我争取这辈子不跟你站在一块儿。
崔永元：《实话实说》我不做了以后，何晶做得很好。我觉得有些话题从女性的视角去谈，可能更有魅力。现在阿忆刚接过来，可能大家不适应，因为看惯了女性视角，老觉得阿忆像女的。我估计你们看一看就习惯了。我那天见到阿忆还说：“你不要怕。我刚出来的时候，那骂的比你的难听得多了，这不也闯过来了？”
朱军：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它还是非常强烈地打着崔永元的商标。
崔永元：我想回去可能也没人同意，这事不是自己定的。我有好多想法呢，我的《电影传奇》做得挺好，我还想当电影局长呢，谁让我当啊？不是每一个想法都能实现的，所以某些想法就叫想法，有些想法就叫理想，有些想法叫空想，还有些想法叫妄想。
朱军：有一件事我知道，其实你到《实话实说》的时候已经录了三期节目了，但是人家还在找主持人。怎么看崔永元也不像个主持人，穿衣服也不像样，说话也不是要求的那种方式。当时你的心里是一种什么状态？
崔永元：我当主持人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压力了，因为张越、白岩松都已经当主持人了，观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比较强了。我当时是去替，要找比他们俩还优秀的主持人很难，我先替，因为我跟他们的水平差不多。“先做几期，来了好的主持人你就走。”当时说的是三期，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的制片人就没把我往张越、白岩松那种平民主持人的方向打扮，就是按照大牌主持人来塑造。（掌声）
崔永元：他们当时都是穿西服，我是穿件毛衣上去的。先要音乐响，然后灯再亮，一个追光灯追着我进来。接着两边的观众就欢呼，我就跟他们握手，然后上去开始主持。大牌，跟他们不一样。录的那天，“预备，开始”，音乐响了，灯也亮了，我穿着毛衣也出来了。我跟旁边的人握手，“你好，你好，欢迎你。”这时候我就听身后有一个人说：“这孙子干什么的？”（掌声，笑声）
崔永元：给我打击特别大。当时我背好了好多词，一上场先念四句诗，然后再来一个对联，再弄几个排比句，再弄四个歇后语，这大牌就算亮相了。当时看着观众，脑子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就嗑嗑巴巴地，反正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吧，就这么录下来了。下来以后，同事们都说，“挺好的。你别看打开电视这么多台，还真没有一个你这样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我心说这挺难，这要坚持下去，每次都得有一个人说，“这孙子是干什么的？”（掌声）但是我可能明白了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做了11年的职业记者了，我一紧张就只会像记者一样去提问去采访别人，他们可能喜欢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我觉得不难找，因为我做记者没人认识我，大家也不会高看我一眼，只要我认真地听，人家就会和我说真心话、心里话。后来我就这样做了。有人说这是一个风格，我觉得不是，每一个职业记者都应该这样。（掌声，笑声）
朱军：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出名了？
崔永元：白岩松出来当主持人了，因为白岩松是我推荐过去的。我觉得小白确实不能当主持人，因为他还没有我长得好看呢，就是让他去当策划。（掌声，笑声）后来他出来做主持人了，我觉得很好，他就是有我说的那种采访时的职业状态，在镜头前不装。他那时候已经出名了，我们约他吃饭他都不出来，挺没劲的。我就说：“还不如当时我自己去。”后来正好有《实话实说》这个机会，我就去了，去了就出名了，因为中央电视台覆盖太广了。我记得我去菜市场买菜，去挑人家的菜，捡好的买，他们都说“你还买菜啊，你还挑菜啊”。我心说，我都买了好几十年了，你怎么刚发现啊？那个时候意识到好像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掌声，笑声）
朱军：没有觉得特别的欣喜？
崔永元：挺危险的，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崇拜明星的人，现在也是，很多偶像。我也希望过跟他们一样的生活，被人尊重。刚开始出名的时候，我觉得终于熬到这一天了，要好好地利用它。但是我母亲特别明白，我刚做了三五期，我母亲就很认真地跟我谈这件事。她说：“你现在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你可能会火，也可能会比现在不火，你还会过最普通的日子，你别到时候承受不了。”她老跟我说这个。她跟我说完了，我倒没想我到时候会不会承受不了，我就想会不会更火。后来慢慢地我觉得母亲说的是对的。所以刚才你问他们主持人的定义的时候，我这里还想呢。我觉得主持人就是人，但是好多主持人做着做着就不是人了。（掌声）
崔永元：所以我特别感谢我母亲。不管我做到什么程度，她都希望我起码先是个人，最好还是个好人，其他都无所谓。
朱军：你觉得你是个人吗？
崔永元：我是个好人，特别好。我的那些朋友都知道，我就是出了名以后也没忘他们。而且有很多我出名以后交的朋友，偏说在我出名之前就认识我。他们都说我是邻居大妈的儿子，也有人说是邻居大妈孙子的，因为有时候我说话不太好听，比较尖刻。我从1996年开始《实话实说》，一直到今天坐着跟你谈话为止，我都没有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没挣过一分钱，都是规规矩矩地挣台里的工资。
朱军：十年后的你和十年前比较，你觉得哪个时候更快乐？
崔永元：我觉得现在更快乐，现在是在苦恼中找快乐。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礼拜天播的节目谈的可能是是人家礼拜一办公室的话题，整个不对路做着做着真的开始有责任感了。刚开始有责任感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痛苦。做了这么多年，一定程度上讲已经功成名就了，我们还不愿意放弃这个责任感，这就特别值得我们快乐。这个快乐的过程是每天睡不着觉，到早晨八点还睡不着，看着太阳冉冉升起，大家都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了，你还没有入睡。你在想很多事情：为什么别人能做，你就不能做？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苛刻？我觉得想这些的时候是挺痛苦的，但是之所以还这么想就说明自己还在坚持、没有放弃。为了这个，应该高兴、应该快乐。（掌声）
朱军：你是在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说，我听了却想哭。可能每一个主持人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有这种感受。但是有时候我会想：凭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累呀，何必呢？
崔永元：因为我们是在媒体里工作，媒体会影响很多人。很多孩子都是看着电视长大的，他们很多思想、观念、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做人的态度和方法，都是从电视里面学到的。尤其是我自己有了孩子的时候，责任感就更强了，因为我的困惑更多了。她上小学三年级，每天都会把社会上的问题带回来。我教育她的时候觉得手足无措。我们的电视节目可能会影响更多的家庭，影响更多的孩子，你说没责任感行吗？说到抑郁症，我觉得抑郁症病人选择自杀是最痛快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媒介上要告诉大家正确认识这种疾病，要去看医生，医生可以帮助你，而不能号召大家自杀。这就是个人选择和媒体选择的不同。（掌声）
朱军：这就是这个职业应当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崔永元：我们老说国外开放，没人管，绝对不是这样的。那要看是什么台、什么频道，收费频道、成人频道是有限制级的节目，但是公共电视台是任何人都可以看的，不分年龄、不收费。没有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节目是好看的，因为好看不是它的标准，它要向公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讯，要传递这个民族的文化、文明。能说国家电视台不是公共电视台吗？我
觉得就是。所以我们很多地方非常过分，比西方那些国家还要过分。我们甚至没法跟自己的孩子一起看一个节目，因为他们都抱在一起了，一个把另一个按在地上了。公共电视台就是这个社会最低的道德水准，你不能超越它，这就是责任。我跟他们说我失眠是抑郁症造成的，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但是我很认真地跟他们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发现你真是有病。”（热烈的掌声）
朱军：我知道你现在做《电影传奇》，其实也是因为在小的时候受到了那些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电影的影响。做了多少集了？
崔永元：已经做好了一百多集了。
朱军：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
崔永元：太快乐了，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我这种快乐。我每天都在跟我的偶像打交道，因为小时候我就是看着他们的电影长大的。
朱军：我做《艺术人生》四年多，采访了两百多个嘉宾，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可以吸取的东西，我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了人性当中闪光的东西，所以我能不断修整自己。
崔永元：我觉得他们给我信心。因为我在同龄人或者比我年龄低的人中寻找同道者的时候，我有时觉得很艰难。因为他们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他们甚至说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但是我采访这些老艺术家的时候，我发现社会没变成他们说的那样。这些老艺术家还像当年那样敬业，所以我觉得我身边的同道者很多，支持我的人也很多，心里也就会更踏实一点。
朱军：有没有人会经常说，小崔你已经老了？
崔永元：有，确实老了。我20号过的生日，已经42了。人过42古来稀，人到42还当谈话节目主持人、人过42还主持《实话实说》，古来稀啊。我觉得现在干干《电影传奇》挺好的，因为《实话实说》可能更需要脑子好。
朱军：往往有些时候，我们会下意识地排斥比我们小的人。
崔永元：有可能。我觉得一定要分清我和我所在的这个媒体，或者说我所在的节目。作为个人，我非常宽容，宽容得你难以想像。年轻人愿意干什么都行，我不会管他、不会干涉他，也不会说三道四。但是我所在的媒体要有非常严肃的观点。比如说白岩松可以特崇拜F4，但是他的《新闻会客厅》对待这件事情就要有所慎重，这是一个原则的区别。（掌声，笑声）
朱军：重复以上嘉宾的规定动作，在这个平台上，想给你的观众说点什么？
崔永元：我想说的都跟他们说了，他们都知道。说句大家最爱听的话吧，要不显得我很落伍，恭喜发财。（掌声，笑声）
董卿 王志
朱军：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嘉宾，董卿、王志。
王志：我特别不习惯这种场合，太漂亮，所以我们采访一直在另外一种场合。除非是不可能，我们一直坚决要求到被采访对象所在的那个环境当中做节目。我在《东方时空》第一次出镜的时候就养成这个毛病了，因为我没有学过，我干主持人是个误会。我不太习惯当众谈论带有隐私性的话题，但是大家可能不会支持我。
朱军：可是你每每端着这样的姿势，逼得对方无路可逃，“你再说一遍。我觉得不是这样。” （笑声）
王志：所以这挺矛盾的，但是我的节目有底线。人家说我挺尖刻的，我不同意。我充其量叫尖锐，我不会尖刻，置疑是有底线的，不能没完没了。大家都说我把牛群逼得挺狠，但是采访完了以后人家请我吃饭。为什么请我吃饭？因为我问的都是大家应该问的事情，我问的都是对公众负责任。
朱军：刚刚进入中央电视台的人都会有的一种感觉。觉得上头有好多好多人，你要一个一个地去追赶。
王志：为什么要去追赶呢？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对我来说，绝对是财富。我们住在六里桥地下室的时候，镜头前一坐，西装革履，也就那一套西装，晚上你又回到地下室去了，像地老鼠一样。很多人不都这么住嘛，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外省青年。都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挺正常，而且工资拿得也不低呀。那个时候我记得是800，800在1994年不算低。
朱军：我们回过头来问董卿。今年的大年三十直播完了以后，你是怎么过的？
董卿：我回家了，在北京租的房子。从接到春晚通知，然后到投入到整个筹备工作，无数次的排练一直到年三十晚上和大家见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体验了很多的情绪和心情，我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当所有的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我记得在零点钟声过后，眼看着晚会就要接近尾声了，我问朱军“完了以后干吗”，他说家有一帮朋友等着他。我问周涛完了以后的安排，她说爸妈在家等着她呢。我问李咏，他说已经买好了去度假的机票了。那一刻是有一点不知所措，倒也很难说是伤感，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接下来是我一个人的时间，我有一点点害怕。我回家以后，找了点吃的，饿死了，已经快两点了。我打开电视，非常认真地看了一遍春节晚会重播，到凌晨七点，倒头睡觉了。我特别迷恋工作的过程，已经到了一种像飞蛾扑火的狂热。可能我的外表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稳重、温文尔雅的，但是内心里的那种力量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有一天我也会遗憾，我会遗憾在该恋爱的时候没有恋爱，该成家的时候没有成家，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我遗憾没有给父母更多的时间。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说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孩子，但现在根本停不下来。
王志：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快乐和苦恼在别人看起来都很平常。我们是有挺多的困难，但比起那些没有饭吃的，拿不到工资的，那才叫苦难。我可能无法理解你们灯光亮起来的时候的那种快乐。但是我可以说，当灯光熄灭的时候，如果你们还感到快乐，那是真正的快乐。（笑声）
朱军：其实想明白想不明白都不重要，我觉得享受这个过程最重要。无论你是愿意苦一生再去晒太阳，还是愿意这辈子一生下来就晒太阳，全在自己。只要自己喜欢，那就好。只要自己晒得舒服就行。
王志：还是不一样，我既要享受过程，我更注重结果。
朱军：回到刚才的共同话题，在这个平台上，给你的观众说你最想说的话，一定是真话。
王志：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你可能不喜欢我的节目，但是别强迫我干我不愿意干的事，别强迫我去改变我自己。你可以把电视机关掉，你可以改频道，相互尊重，互相宽容。（掌声）
董卿：我记得好像是莫泊桑的《人生》里有一句话，“生活永远不可能像你想像得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像得那么糟。”我有时候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让我泪流满面，但是有时候也可以咬着牙走很长一段路。不论是哪一种状况，我非常真心地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力量来自于你们。（掌声）
沈力 陈铎
主持人：我们应该用更加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的两位前辈，沈力老师和陈铎老师。共和国的第一次电视播音，也就是沈力老师的第一次电视播音。陈铎老师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前辈了。当着两位老师的面，我真的不想提问，也不敢提问。听了我们这一代人说了那么多体会，两位老师想说什么？
沈力：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一个开放的时代。他们有非常
好的机遇，能够站在自己栏目的主持台上，而且他们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不是羡慕他们，我是敬佩他们，而且从心里头为他们高兴。（掌声）
陈铎：已经好久没有跟自己同行这么交流了。我也是从年轻人一步一步到了现在，有很多同感。当然时代不同了，我听了以后就觉得感慨和兴奋。尽管岁数也有了，也不可能再年轻了，但是把我的心又拱得年轻了，我总也坐不住。什么时候我也去试试你的节目，行不行？（掌声）
朱军：我知道沈力老师在哺乳期都没有时间给孩子喂奶，现在面对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些愧疚。是这样吗？
沈力：那个时候真是什么都顾不上，因为面对一个新的事业，谁也不知道电视是怎么回事。最开始的时候，编辑部就有40多个人。当时条件也非常差，演播室只有40平米吧，什么东西都要在屋里面进行。那个时候有一个严格的规定，不能穿皮鞋进演播厅，都是布底鞋，不许出声音。当时周围就是一圈幕布，也没有吊灯，什么都没有。我们中国的电视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诞生的。
朱军：正是有了前人栽种下的那棵大树，我们这些后人才可以享受如此的阴凉。再一次给他们掌声。（热烈的掌声）两位老师也在这儿给一直关心着你们的观众，说你们最想说的话。
沈力：我想对给过我爱的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声：我爱你们。你们给过我的支持、给我的爱，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掌声）
陈铎：我们电视工作者是天之骄子、社会的宠儿，我被很多人宠过，非常感谢。我在送给朋友们的台历上都留下了这两句话，“不意人夸声色好，愿留馨音在乾坤。”（掌声）
朱军：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悉数登场了，我特别想让你们用一句最简短的话告诉我，如果不做节目主持人的话，你会做什么？
崔永元：因为我穿着这件衣服，杨澜一直让我到天桥那儿去当相声演员。我觉得我要不做主持人，就做一个好观众，去监督这些主持人，让那些差主持人下岗，让好主持人能够得到更多的鼓励。（掌声）
杨澜：因为总是有崔永元这样尖刻的观众，所以要是不做主持人的话，我还是想做一个纪录片的制片人。有一点经验以后，去做老师。（掌声）
白岩松：如果我不当主持人，我就去当老师，因为我们全家都是老师，我喜欢那两个假期，更喜欢跟比我年轻的人在一起。还有一个是不能选择的，就是不做主持之后，你必须一辈子去做人，而且小崔也说了，得一辈子努力去做好人。（掌声）
陈铎：不做主持人倒没什么，但是最好还让我干电视。（掌声）
沈力：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还是做主持人吧。（掌声）
王志：这个假设很难回答，不做主持人我可能不知道我会干什么，但一定会做一个好人。（掌声）
董卿：好像也是和沈力老师一样，没想过这个问题。就继续学着做一个主持人吧。
曹可凡：如果不做主持人的话，我还是会做回我的大夫。
张越：要是不做主持人了，我肯定不想再做一个跟电视相关的职业。我觉得人生苦短，要让它异常丰富，体会完全不同的内容。比如说卖煎饼，站在街边看市井百态众生相。不管做什么，做一个实实在在的、给生活帮忙、不添乱的事儿就好了。（掌声）
朱军：谢谢诸位。我跟张越的想法非常接近，我要不做主持了，我会离这个行当越远越好。我去开一个玩具店，专门给孩子提供一些健康有益的玩具。
白岩松：别逗了，你肯定开的是航模店。
朱军：对，他最了解我。在天好的时候，找一个空旷的地方，飞机飞上去了，我的心也就上去了。（掌声）
白岩松 杨澜·绝对幕后
节目的嘉宾都是在中央电视台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没有想到这次深入的访问竟然发生在了离中央电视台1400公里的上海。细想想，虽然同行有时是冤家，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能“同甘共苦”，因为享受过同样的福分，更遭过同样的罪。
节目中到场的9位嘉宾（书稿中是收集了7位的对话）大都在而立之年，而且除了董卿之外都属于半路出家，其中几位的长相也与美丽毫不相干。当这样一群人齐刷刷地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脸上现出了难得一见的亲和微笑和释怀的轻松。
张越在自嘲时脱口而出的语句让人感受着一种久经考验的反应力和智慧。虽然与曹可凡之前从来没有合作过，但是两人一唱一和，相见恨晚。张越是我们办公室里的常客，因为她也是《音乐人生》的主持人之一。经常见到她点着一支烟默默地思索，今天难得的爽朗显出另一种可爱。
把白岩松与杨澜分在一组是工于心计。平日里正襟危坐的白岩松尽管还是西服革履，但是说话的风格却与平时大相径庭。杨澜似乎恢复了她主持《正大综艺》时北京式的爽朗。本以为两强相遇勇者胜，没有想到智者的谦让交相辉映出一种别样的精彩。
王志与董卿的组合是更加别出心裁的“视觉奇观”。天天质疑别人的王志在温婉的董卿面前，似乎收起了自己的尖锐。董卿淡淡地讲述着自己闯荡北京的辛酸。录像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和董卿在上海新天地的一家酒吧里聊天，董卿默默地看着上海的夜色在眼前流过。回到这个熟悉的城市做这样一期节目，对于董卿的意义是非凡的。
崔永元像一个笑星般上场，下场时留下的却不仅仅是笑声。节目的制片人王峥是对崔永
元情有独钟的人, 那句宣传片里的解说词——“走了那么久，小崔到底变了没有”——就是王峥在节目的策划会上不停重复的肺腑之言。
录像之前我们在《电影传奇》的办公室里采访了崔永元。他像一个导游领着我们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参观。墙上贴满了老电影的宣传海报和《电影传奇》中的各种剧照。照片里的他是老电影中的经典人物，与眼前这个略微臃肿脸色不好的中年人相去甚远。谈起《电影传奇》的时候，崔永元异常开心，我们见到了那种久违的坏笑。
转悠了一大圈之后，崔永元坐在零乱的会议桌前与我们闲聊。一支接一支的烟使我的眼前变得烟雾缭绕，刚刚的笑容化解在烟雾中，映衬着他脸上深深的皱纹。眼前的会议桌很乱，还有一份中午吃剩下的酸汤鱼。这是一个电视台常见的办公室，凌乱成了一种默认的习惯。下午三点钟，几乎见不到人影，因为这些昼伏夜出的编导们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会出现。我问他会不会在半夜来审看片子，他透露出了隐隐的担心：“你知道的，我是睡不着的。我其实不支持大家熬夜，我经常劝说我们的年轻人晚上回去睡觉，我生怕他们和我一样。熬夜是自愿的，有时候会很愉快，失眠就不一样，那是一种病，我不愿意大家生和我一样的病。”
崔永元说他最喜欢的主持人是鞠萍姐姐，见到她就觉得快乐得不得了，似乎鞠萍姐姐从来没有发愁的事情，而他就不一样了，在节目中是个“笑星”，在生活中却是个忧愁到失眠的人。崔永元不爱笑，在录制《温暖2004》的时候我对他作了长达一个小时的采访，几乎没有见到他的笑脸。他的笑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廉价的资源了，而成了千金难求的珍品。
白岩松讲了一个关于崔永元的段子。他们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的时候，都住在小平房宿舍里面，都失眠的哥儿俩闲聊。小崔说：“这回我更加睡不着了。前一段时间我花时间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事都琢磨明白了，这回苏联一解体麻烦了，又多出来十几个国家，这回怎么办啊？”白岩松坦言自己年少的时候也经常因为忧国忧民而寝食难安，也曾有“地球离开我即将不转”的使命感，而今都成了节目中的笑谈。听此言我不知应该骄傲还是羞愧，我从来没有那样的忧国忧民，似乎年纪小于他们的人都直接学会了现实，而缺失了“六十年代”生人的理想主义的追求。那个在上海的深夜，王峥给白岩松打电话，给我们的节目求个名字。放下电话以后，王峥直接就打给做喷绘的公司，要他们连夜将节目的名字改成“理想2005”。王峥的声音里流露出了领导的权威和创意者灵感泉涌时的激动。喷绘的工人抱怨制片人的多变，险些耽误了进度。隔天，在没有晾干的“理想2005”的喷绘之下，崔永元、白岩松、张越、杨澜等人的讲述理直而气壮，与那红色的字交相辉映……
在庆功的酒宴上，嘉宾们与剧组的朋友觥筹交错，惟独少了崔永元。不知失眠的崔永元如何打发出差在外的时光？已经很久了，很多观众都来要节目的光盘，包括治疗抑郁症的大夫在内。大夫说，“小崔在节目中说的话对抑郁症患者和正常人来说，都是身心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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