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2018年艺考中，北京舞蹈学院的本科招生依然火爆如常。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等热门专业报名录取比例高达10：1，与往年持平。对那些胜出者来说，舞蹈最高学府的大门敞开了，但前辈们对他们的担心和期望也随之开始。在这批新人中，能否有人再续杨丽萍的辉煌？距离杨丽萍一舞成名已有26年，当今社会的信息传播手段更丰富、更强大，但风靡全国的中国舞星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舞蹈明星的诞生，到底难在哪里？
“舞蹈演员的艺术生命太短了，晚改行不如早改行，这我非常理解。”说这话的，是我国当代著名舞者黄豆豆，他是我国民族舞领域的顶尖人才，现在担任上海歌舞团的艺术总监。入行多年，他深知这一行的难处。
“舞蹈演员要想练出来很难。从小练舞，6到10年才能出一个舞者，但毕业后当舞蹈演员的时间也就10年。”黄豆豆回忆，他1997年从上海舞蹈学校(中专)毕业，15年过去了，当时男女同学45人，现在只有2人还从事舞蹈。其余的，要么当妈妈不能跳了，要么受伤跳不动了，要么转行做其他的了。他如果不是很早就取得了一定成绩，又有机会获得奖学金赴纽约学习，再加上多年来摸索出一套训练方法，可以让身体保持较好的状态，也不敢断定今天仍然会留在舞台上。
“就算当上职业舞者，最后还是要面临二次择业，与其等自己跳不动了再转行，还不如早转。所以，很多人的毕业演出就是告别演出。从我们这行转到影视的人太多太多了。”黄豆豆轻易就列出一大串中专毕业后转行影视的舞者：从大红大紫的章子怡、姚晨、周迅，到海清、刘孜、江一燕、杜淳，再到最近《失恋33天》女主角白百合和《男人帮》中“艾米”的扮演者隋俊波。在这些明星中，有些人中学时代就出演过著名作品或获得过重要奖项，但出于对舞者职业生涯风险的顾虑，中专一毕业，最多等一两年，便转行考入大学的影视专业。
客观地说，在北京舞蹈学院附中、解放军艺术学院附中、中央民族大学(微博)附中、沈阳音乐学院附中、上海舞蹈学校、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附中等一些名气比较大的学校中，选择继续跳舞的人仍有很多。他们一旦完成舞蹈专业的大学学业，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从事本专业，但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将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必须付出的代价。
毕业没几年，功夫就“废”了
“漂”着或进院团，大部分舞蹈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只有这两种选择。
“漂”着的舞者，生活环境是最动荡的。随便在网上查询专业舞者成立的工作室，很多都是存在一两年就没了声息。网页不再更新，电话成为空号。“为生存，很多舞者不得不去晚会跳舞挣钱。”青年舞蹈家王迪说，舞蹈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就比影视、戏剧等更小众。“好的编导无一不是编创严肃作品出来的，但创作严肃作品的机会却不多。”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著名的舞蹈文学创作者和策划人许锐对比晚会类舞蹈与舞台舞蹈的差别时认为：“前者追求大场面的视觉冲击，要求隔一会儿就出现一个‘震撼’，舞台作品追求的是内在情感和哲理的表达。长时间陷入晚会类舞蹈的编创和演出，除非业内高手，否则大部分人无法自拔。”
进入专业院团，日子会不会更好一点儿呢？却也未必。
“有理想又能怎样？”北京某专业院团的一个小伙子告诉记者，他刚进团的时候，每天都去团里的排练厅练功，后来发现，其他人并不来练，他在同事们眼中就显得很傻很特别。渐渐的，他也就放弃了。现在，就算有人让他跳舞剧的主演，他也未必有这个自信了。
“一旦进了艺术团体，你就得为社会服务。”很多舞者告诉记者，各省市和各系统的歌舞团都有自己的任务，好一点儿的歌舞团，演出任务都排得很满。下部队演出、下基层演出、下乡演出、参加各种晚会、参加各种节庆。这本来无可厚非，也是职业舞者的职责所在。但对一个舞蹈演员来说，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国内大部分歌舞团，普遍缺少大作品、新创或原创作品，整天排演那些重复性的小节目，渐渐的，舞者艺术创作的激情和梦想，就演变成了一笔笔计算精明的账目：同样一支舞，跳领舞多少钱，在第一排跳多少钱，在最后一排跳又是多少钱；在本地跳多少钱，出差去外地跳又是多少钱？而情况不好的艺术团，连跳小节目的机会都不是很多，舞者整天闲着，进团没几年，功夫就“废”了。
当然，也有些不甘寂寞的年轻人，拼命想办法往外奔，但这不仅需要毅力和胆量，也需要金钱支撑。
范雷是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大三的学生，2017年曾代表北京舞蹈学院前往美国做交换学生，学习舞蹈编导。但在来北舞之前，他已先后在两个舞蹈团做了13年演员。当初，在舞蹈团时，为了能在舞蹈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他不断地逼着自己参加各种比赛。“每次参加比赛，都要搭进不少钱。”范雷记得，2005年他报名参加韩国首尔舞蹈节，在复试环节落选。虽然没有取得成绩，却也为请编导给自己创排节目花了2万元。此外，赛前近一个月，他每天还要花160元租3个小时的排练教室。这些都得由他自掏腰包。
没有成熟运作机制，一切都得自己来
“舞蹈和别的艺术形式相比，没有成熟的舞台演出运行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造出明星的，无论是编导还是演员。”许锐认为，成熟的演出运行机制一定要把作品放到市场上去检验，在成熟的运行机制中，明星只是艺术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但目前中国舞蹈作品的生产模式，主要还是靠政府投资。
很多地方政府都想通过一台舞剧打造一张文化名片，或争取国家大奖。这类作品有个特点：为了追求短期影响力，大部分主演都是外请的优秀舞蹈演员，并不为培养地方院团的人才着想。首轮演出后，外请演员一般不再参与演出。由于主演与院团的利益没有绑在一起，捧明星自然不会成为院团的重点。
“在运行机制不成熟的情况下，所有成功者，几乎都得靠自我经营和运作，这是一条很艰难的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江东说，在当下舞蹈领域尝试市场运营，并产生一定影响力的，当属北京舞蹈学院青年教师、著名舞者王亚彬和她推出的《亚彬和她的朋友们》舞蹈晚会。撑起这个品牌，几乎全靠亚彬舞影工作室的经营。
2015年，25岁的王亚彬看到自己和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诸多同学、同事们，经过多年积累，已在舞蹈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为此，亚彬很想搭建一个艺术平台，推出这些优秀舞者及作品，并尝试进入演出市场，将其纳入艺术作品公演的实际运营。因为个性擅闯，又想做事儿，她自然就成了这次品牌演出的负责人和制作人。当年，她联系到朝阳区文化馆的“9剧场”，正式以“亚彬和她的朋友们”舞作系列亮相，顺利推出了《亚彬和她的朋友们》(第一季·与你共舞)。2016年，《亚彬和她的朋友们》(第二季·寻)便从“9剧场”搬入天桥剧场。去年，第三季《守望》又登上了保利剧院的舞台，连演三场。从此，《亚彬和她的朋友们》真正走进观众的视野，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艺术品牌，并被纳入北京国际戏剧舞蹈季。
仅以2017年的第三季为例，三场演出成本一百万元左右，王亚彬靠工作室委约创作的优秀演出内容，得到了北京蓝讯科技有限公司、软通动力、中旭投资有限公司、JNBY、5100矿泉水等多家企业、多种形式的赞助，赞助金额达到总成本的三分之一。最终，演出接近收支平衡。虽然还没有盈利，但这在中国舞蹈界已经很罕见了。当被问及是否有专职营销人员或品牌推广经纪人时，亚彬很不好意思地笑了：“工作室还在发展中，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来作，自己在多种角色间不停转换，但这一切都将逐渐规范系统化。”
到目前为止，亏本的资金都是王亚彬自掏腰包弥补的，但她对此很淡定：“小剧场话剧，或者说话剧的市场化运作也不是一两年就成功的，而是经过近10年努力才达到今天的程度。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扩大舞蹈市场化运作的基数，启发更多人，希望能有更多人一起来做这件事儿。就像当年小剧场话剧兴起那样，大家一起使劲儿，才有可能成功。”
人物剪影
杨丽萍
难以复制的成功
享誉世界的舞蹈演员杨丽萍并不是学院派出身，她从未接受过正规的舞蹈训练。13岁那年，她被招进西双版纳歌舞团，很快又被选入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沿用前苏联舞蹈训练体系，要求演员每天必须要扶着把杆儿练芭蕾的基本动作。对此，杨丽萍非常抵触，练了几天就拒绝再练，甚至因此领不到练功服。
“这种训练方式把自己的身体练得非常僵硬。”直到今天，杨丽萍仍然认为中国舞蹈没有大的起色，是因为在教学中沿用了前苏联的体系。当然，这种选择也许只适用于她，因为她很早就形成了一套对舞蹈的认识。她的成名作《雀之灵》就是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期间创作的。
《雀之灵》实际上采用了北欧著名乐队“神秘园”的音乐，这在当时的中国舞领域非常新颖。在舞蹈动作上，《雀之灵》使用了杨丽萍自己独创的语汇。这种语汇高度模拟自然界的动物，充满自由、灵性和质朴。“你从中看不到任何其他舞蹈的影子。”杨丽萍说，这是她独有的艺术。也只有她，一直坚持自编自舞。
除了独创性以外，杨丽萍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电视媒体的推动。应该说，杨丽萍创造的舞蹈语汇，本身就非常适合用电视来呈现。很多人都知道，每次参加电视晚会演出，杨丽萍对镜头角度的要求非常高。这是因为，电视镜头，实际上已经成为她运用的一种创作手段。而且，杨丽萍作品亲近自然的表现内容，也非常容易与当下的大众产生共鸣。
很多人会问，如今的传播手段更丰富了，为什么没有第二个杨丽萍出现？这也许和杨丽萍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许锐认为，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各种新思潮涌动，舞蹈界的眼界也拓宽了，诞生了一批著名作品。这些作品中包含着打动人心的力量，直到今天还难以超越。
舞蹈明星的诞生需要大环境，也需要个人的艰苦努力。杨丽萍因为太专注于舞蹈，全身几乎没有脂肪，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母亲。当初为了搞原生态舞蹈，她卖掉房子，拿出所有积蓄，投入到《藏谜》的制作中。尽管遇到过很多困难，而且年过五旬，她仍然对舞蹈充满激情和活力。这样的执着，又有几个人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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