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青 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播音艺术家

 夏青（1927－200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本名耿绍光，黑龙江呼兰人。

1948年考入东北大学中文系，1949年进新华社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1950年毕业于北京新闻学校后，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主要担任新闻、评论、重要文告和知识性节目的播音工作，以语音纯正、庄重朴实，为全国听众所熟悉和喜爱。在此期间，他还担负中央台播音员的正音工作。

1980年当选中国语言学会理事，1981年被华中工学院语言研究所聘为兼职教授。同时担任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顾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语委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论著有《播音员的读音问题》、《谈逻辑重音、逻辑顿歇和语调》、《新闻播音刍议》等。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会长、名誉会长。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六、七、八届委员。

夏青是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党培养的第一代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播音艺术家。他在播音岗位上勤恳钻研奉献四十余年，呕心历血全身心扑在党的新闻事业中，出色地完成各项播音任务，为播音艺术的发展，为播音人才的培养，作出突出贡献。他的政论性文章和古典文学播音造诣很深，他的播音代表了我们国家的形象，他忠诚于党的新闻和播音事业，是我国播音员、主持人的楷模。

从未读错过一个字的播音员

有记者曾就读错别字一事询问主持人赵忠祥，他告诉记者，他只知道老一代播音员夏青从没有读错过一个字。

这是同行眼中的夏青，从没读错过一个字！

其实夏青从未想过自己会当播音员，而且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解放前，夏青为了糊口，他曾在哈工大当过土木科教师的助手和马家沟小学的教员。1948年他考取了东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翌年北京解放后，他又被北京新闻学校录取。毕业后，被分配到广播事业局，开始了他的播音生涯。

刚来时，因夏青的普通话不标准，经常被人取笑，夏青下决心攻读音。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以后几十年的播音工作中，他励志奋发，不断进取，终于成为我国播音界的3个播音指导之一。他那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含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被听众誉为“祖国的声音”。

“为了使自己的播音语言适应广播节目多样化的需要，夏青同志针对自己吐字发声的弱点，向姊妹艺术行家学习，先后向音乐学院老师学习音节发声，向单弦演员学习吐字归音，向电影学院教师学习发音方法。直到60年代，已经是一位成功的播音大家的夏青同志，仍然针对自己发音的具体问题，向语言学家周殿福先生学习，反复听录音，勤奋地练习。勤学苦练的汗水化作一朵朵播音精品之花，绽放在广大听众的心田。”——选自安景林《夏青同志的成就和品格》

在天安门城楼上、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他曾多次见到毛主席、刘主席、 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并多次为国庆游行大军作现场播音。他不仅成了播音专家，还成了语音专家，曾任中国文字改革审音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各地同行播音遇到字音问题，都要向夏青请教。（右图为六十年代夏青和周总理在一起）

夏青曾精辟地说起自己的体会：“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行家知道，三天不练听众知道。”

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期间，他播出了大量战况报道，鼓舞了国内听众和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将士。大量热情的来信也鼓舞了他，他发誓：“为了祖国，为了最可爱的人，我要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播音任务，让真理和正义的声音，响遍全国和全世界。”1954年，夏青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庄严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

六十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中，他主播“九评”等一系列重要文章。

七十年代他播出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的悼词，毛泽东同志逝世时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八十年代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全文宣读《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几十年来，夏青将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都献给了人民广播事业。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挽救许多差错，成为安全播音的楷模。

夏青在播音理论和专业知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所写的专业文章有《谈逻辑重音、逻辑顿歇和语调》、《播音员的读音问题》、《新闻播音刍议》以及播政论文章的经验总结等。

夏青还是国家广电部门、教育部门和中央台推广汉语普通话的负责人之一，为推广普通话做了大量工作，编播部门大量疑难字音问题，大多请他来确定，因此有“活字典”和“字音政府”的美称。鉴于他在汉语语音方面的学识和成就，1980年在中国语言学会上被选为理事，1982年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聘为审音委员会委员，1986年担任国家语委委员。（左图为1954年夏青在播讲宪法）

夏青非常关心青年播音员的成长，他曾用业余时间，义务为年轻播音员讲授业务经验和中国古典文学课。他还经常被邀请到广播学院播音系授课、为基层播音员培训班讲课，对播音队伍的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

“70年代后，部里来了不少年轻同志，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夏青每周给他们讲一次古典文学课，讲义是他自编，也是他自己动手刻蜡纸，有时右腕子红肿，使不上劲儿，他仍然一丝不苟，工工整整地刻，有时刻到两三点，第二天自己到文书科去印，然后把讲义发到每人手里。他每讲一课都要做认真的准备，查找很多资料，教案写得很细致。讲起课来，精神抖擞，兴致很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播音一辈子现在他不能说话了

夏青的声音浑厚、质朴、别具一格；与之齐名的葛兰的声音则亲切、悦耳、独树一帜。

葛兰，夏青的妻子。她从1951年从事播音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播音员，曾任中央台主任播音员。

看过一篇采访葛兰的文章，记者在文中写道“采访夏青、葛兰的念头由来已久，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我的父母就是听着他们的声音长大的。然而第一次打电话给葛兰老师，她却淡淡地说：‘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已经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人了。'‘不，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是的，不会过时，无论是夏青、葛兰对中国播音事业的贡献，还是40多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爱情。

葛兰曾经说过：“和夏青生活了大半辈子，真让我谈他的事，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因为很多事，我已习以为常了。但亲眼目睹的事实，有的也在无形地感染着我，教育着我。

夏青1949年在香山学习时，得了急性关节炎，后来转成慢性，又是游走性的。这种病，今天这儿红，明天那儿肿，可他照常上班，每天还挺乐观，从未见他有过痛苦状。工作的责任感和坚强的事业心，是他毅力的源泉。”

1997年以后夏青因治疗类风湿病住进了铁路总院。谁成想，1998年6月底，夏青突发癫痫，后又昏迷不醒。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使葛兰几乎支撑不住。医生告诉她：“抢救过来将来也会成为植物人。”葛兰坚定地说：“植物人我也要，只要他有这口气。”两个多月的昏迷，葛兰终日伴在他的身边，给他放录音，给他唱歌，给他朗诵诗，不断地呼唤他：“好了，咱们回家啊！回家啊。”渐渐地奇迹出现了，夏青的眼睛能看人了，手能抬起来了，有一时期居然能拿笔写字了……

这之后，葛兰不断地把教学的事、工作的事（当时，葛兰每天下午要到电台主持环球信息节目），还有同志们的问候，都慢慢地讲给他听。此时惟一的交流就靠夏青眨眨眼睛。

天有不测风云，1999年春节过后，葛兰从医院回来太晚了，骑着自行车，半路摔了下来，骨折两处，躺在床上的痛苦莫过于惦念夏青的痛苦。“我去教学，两个月以后回来。”夏青听了护工念的信，费力地写下了“我想你，回来”几个字。葛兰两个月后，能慢慢地走路了，第一件事就是急着到医院去看老伴。夏青见到葛兰痛哭不止……

如今夏老师永远的走了，有记者几经辗转联系到了与夏青老师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葛兰老师，电话那头的葛兰老师显然还沉浸在失去老伴的巨大悲痛中，声音轻微且脆弱。

她向记者简短介绍了夏青老师过世的一些情况，这六年来夏青老师就一直卧床不起，在铁路总医院的病床上度过，身体的各项功能也逐渐减退，生活不能自理，而因为气管被切除，这些年来也不能讲话，“他也挺受罪的！”

永远缅怀

新中国的第一代播音员夏青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可是他的声音以及从他的唇齿间流淌出的那些美妙的字符与音节将永远留在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回忆中。

在他退休后曾有网友发贴：

“我最欣赏、最怀念中央台老一代播音员夏青的播音。夏青堪称播音大师，他的水平至今无人企及。他播音时的庄重、沉稳让人肃然起敬；他播音时气息的运用，对意群、断句、抑扬顿挫的处理可以说无可挑剔；他浑厚、富有磁性的男中音令人倾倒，听他播音应该说是一种享受。六十年代中苏论战时，本人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但当时我能傻乎乎地、一动不动地把夏青播的长达数小时的论战文章从头听到尾。”

夏青高超的播音艺术、动人的感染力还曾让许许多多少年在他的影响下踏上了播音员和主持人的道路。中央电视台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宁辛就曾说过：

“上学时，每天早上要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那时候老听夏青、葛兰、方明、铁城老师播音，理想是做一个好的新闻播音员，每天上班能把报摘播送给大家。一直到毕业，我还觉得中央电视台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去处，看到同学分到电台还羡慕得不得了。”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曾在“夏青播音成就研讨会”上讲话：

“夏青同志几十年来播出了大量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文告、大量的激动人心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听夏青的播音的的确确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享受。夏青的播音是党的声音，是祖国的声音，是人民的声音……”

在夏青去世后，徐光春再一次发出感慨：

“夏青同志是我们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的播音员。从某种程度上说，夏青同志的革命经历，是中国革命广播影视的一段历史，现在广播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与老一代播音艺术家所作的贡献、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夏青同志是中国革命广播的突出代表之一，他的精神永远激励广播人前行，他的声音永远伴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广播事业发展史上，他的形象永远记录在我们心中。”